此次央行灵活运用普遍降准加定向降准这一组合，既满足了流动性总量需求，弥补了结构性缺口，又定向支持了经济结构调整，体现了货币当局“兼顾稳增长和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平衡”，以及“灵活、有效、松紧适度”的调控水平。
从去年4月份以来，央行已经连续三次动用定向降准这一政策工具，且范围不断拓宽，力度不断加大，表明了央行努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积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意图和决心。
去年4月25日，定向降准的范围仅限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县域农村合作银行。去年6月16日，范围扩大到“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今年2月5日，在“普降”0.5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对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达到定向降准标准的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额外降低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4个百分点。
对于这次降准能否实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资金能否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的政策意图，近日也有一些专家和企业人士表示担忧，认为降准所释放的部分资金“存在流入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的风险”。
鉴于货币政策的传导需要一个时间过程，现在就对这次“普降+定向”的政策效果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然而，从央行推出第三次定向降准来看，对去年的两次定向降准效果评估应该是积极正面的。事实上，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近日在接受媒体访谈时，也透露了货币当局对2013年、2014年定向性支农、支小的政策评估结论，即是“卓有成效”的，因而决定延续“结构性做法”。
不过，专家们的忧虑也不无道理。从以往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效果来看，的确存在效率不高、信号失真和“堰塞湖”等现象。比如2013年6月份发生在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现象就是一例。一方面是两倍的广义货币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显示了流动性总量的充沛供给；另一方面，却是实体经济尤其是“三农”和小微企业的贷款难和融资贵。在这矛盾现象的背后，则是大量资金或者在银行间市场空转，或者流向楼市、股市以及地方融资平台。这凸显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面临的困境和无奈。
早在2012年4月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次演讲中，曾公开表达过这种无奈。他用“局部农田干旱缺水，央行却不能挖渠放水并使之流向特定干旱农田”来比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效和货币当局的困境。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属于总量政策，主要是管理和调控货币总量，无法用来解决结构问题。不过，从近两年的政策操作来看，显然，人民银行没有局囿于一般经济理论的束缚，而是通过积极开展政策创新，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精准发力，主动作为，“以结构带总量，以点带面，以微刺激政策促进经济整体平稳增长，以定向带全面”，让货币政策发挥了促进结构调整的作用，引导资金通过信贷等途径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
然而，说到底，货币政策依然是总量政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疏通和完善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靠央行“挖渠灌水”来解决微观市场需求也是不现实的。正如周行长在出席2015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时所言，“货币政策可以为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和时间，但不是万能药”。
从某种角度来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实际上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不科学的反映。要真正打通从货币政策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除了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和“灵活运用组合”之外，还需要财税政策和监管政策协同出手，共同疏通，让“流动性如春雨润万物一样渗透到实体经济当中，使实体经济中的小苗长成大树”。
在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改革方面，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央行也不是万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