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洲央行在美联储、英格兰银行和日本央行之后扣动了“量化宽松”（QE）的扳机，全球外汇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动荡期。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上世纪70年代初解体之后，类似的国际货币体系动荡已经历了多次。在我国，除了去海外旅游和购物一族会因欧元“跳水”而使各种奢侈品跌入“白菜价”大有斩获之外，普通居民似乎对汇市波动没有什么特别直观的认识。毕竟对大多数中国家庭而言，除非有孩子要出国留学或有出国旅行计划，与外汇打交道的概率实在太小，外汇市场上每天波动的汇率数字，对普通大众而言也仅仅是数字而已。不过，虽然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全球金融市场相关性的不断加深，不管是否被大众认识到，作为资产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汇率波动对于中国家庭财富的影响已到了非常重要的程度。为此，更好地认识这一点，可以使普通家庭财富尽量避免因汇率的剧烈动荡而受到巨大损失，最大可能地保持家庭财富的完整。
历史上有太多的发展中国家，栽在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中，不管是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还是后来的东南亚诸国。对这些国家而言，不管遭遇的金融危机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汇率危机往往是所有灾难的开端。随着本币汇率的大幅贬值，仿佛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一系列宏观经济结构性缺陷赤裸裸地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范围之内。俄罗斯去年底的卢布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鲜活的样本。卢布危机起因可能有多种：单一的经济结构，一路下跌的国际原油价格等等，但造成的结果总是一样的。期盼着在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出现凤凰涅，不过是受害者心中的一厢情愿，危机打击之后的常态，往往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长期萎靡不振和大多数居民家庭财富的灰飞烟灭。资本账户不开放这一道所谓最后抵抗国际游资供给的防火墙的防御能力的作用，往往并不是如设计者所期望的那样具有超级强大的抵抗力。同样的道理，巨额外汇储备尽管能抵挡住国际投机者的攻击于一时，却绝无可能给外汇储备拥有者带来一劳永逸的安全感。现代国民经济的常态是动态局部不均衡，一旦某一环节或部门的局部失衡被有意无意放大，就可能造成影响全局的危机。对于中国这个正在经历痛苦转型的超大经济体而言，局部失衡引发的经济问题，可能造成更为暴烈的负向冲击。
实际上，从中国政府最近两年来的经济政策中不难看出，对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和手段都不缺，改革红利并非市场人士们的凭空臆断，而是切切实实的客观存在。但是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更不会凭空发生，能保证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和升级而不是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将经济增长稳定在某种增速之上，只有在经济增长不出现失速的大前提下，才有讨论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可能性。否则，一旦出现外部或者内部的负向冲击，政策制定者将不得不在增长和转型这个平衡钢丝上做出更偏向前者的选择。其实，GDP的增速不管是7.4％，还是7.3％，哪怕是不到7％，只要不影响新增人口的就业，不发生经济危机，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所谓经济底线的含义所在。
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是一夜之间就找得到的，在新旧交替之时，守住出口增速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不熄火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在面对世界主要央行不断比赛“放水”的大环境下，为了确保我国出口不进一步恶化，人民币在2015年进一步贬值，看来已是个注定会发生的事件，唯一不确定的是，贬值空间到底会有多大。在信用货币时代，长期来看决定一种货币内在价值的只有一国的单位劳动生产率，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目前发展趋势并不支持人民长期走强。但显然政府也无意让人民币大幅贬值，过犹不及，一旦市场形成了人民币贬值预期，将加剧资金从中国外逃的速度和规模。所以，综合考虑，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很有可能达到6.35左右，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达6.5。
人民币贬值趋势形成后，会对我国居民家庭财富分配造成何种影响呢？当今我国居民家庭财富主体的主要构成是房地产。在房价飙涨的过去十多年里，对住房所配置的资产比例不同，已是形成居民家庭财富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对于房价未来上涨预期的关键支撑因素，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随着人民币价值的不断上升，以人民币为标的的资产都有向上价值重估的可能。人民币进入贬值预期之后，将对房价上涨构成极大的压制是确定无疑的，而对股市的影响则相对复杂，毕竟有的股票标的公司的业务会从汇率贬值中受益。但对于境外资本而言，人民币贬值预期无意会降低A股市场对他们的吸引力。对于我国居民而言，目前该是考虑增加家庭资产组合国际构成比例的时候了。抓住美元升值和避险两个投资主题，有一定条件的家庭可适度增加财产构成中的美元资产和实物黄金比例。 （李翔 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学院）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