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一个辽阔的大周期视野，2015年或许是中国经济比较重要且特殊的一年，具体表现在:
1、改革迎来三年“期中考”。2015年是启动改革后的第三年，承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应该交出一个阶段性的成绩单，这涉及到本届政府的威望和民望问题。
2、换挡又到新的“临界值”。2015年，经济增速将切换到第三个档位的底部。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换挡式下行，仅用了三年就从9-9.5%滑入7-7.5%的档位，今年处于新档位(6.5-7%)的临界值。
3、经济维稳需求“超预期”。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年，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完成规划目标基本不成问题，但若出现硬着陆或失速风险(尤其是来自外部“货币乱战”下的不确定性)，就很可能影响整个五年计划的收官。而且，今年极有可能触碰到收入倍增承诺下年均增长的底线(7.1%)。仅从这几方面来看，今年对经济维稳的诉求可能要比我们想象的大。
这样，改革、换挡、维稳，这三个重大命题就很现实、迫切的摆在2015年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中，形成一个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相交织的三维图景，或者三元非线性方程。从函数结构来看，改革是从供给管理的角度对生产函数的变量和参数进行扬弃和调整，具体来说就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子变量进行结构调整和参数校准，以推动生产函数从外生增长结构(索罗经济)向内生增长结构(罗默经济)转换。维稳则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对三大需求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的暂时性努力，以满足社会经济在既有的体系架构(静态)和路径依赖(动态)下的刚性运行需求。换挡则是减速改革和增长维稳两者之间的状态方程，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切换过程中结构性变量投影到总量层面的数量表现。
按道理说，供给函数、需求函数及两者之间的动态转换函数，并不在一个政策体系之下，也就是方程之间的变量是独立的，或者即使有两个方程的变量不独立，但是变量的数目大于方程的数目，顶层设计和政策运用的自由度仍然非常大，供给层面的改革和需求层面的维稳，以及动态换挡都可以游刃有余的在各自的维度推进。但是，当外部环境和动态路径的约束将变量的空间收窄到一定程度，不同维度的政策之间产生直接或间接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必须将三大命题放到同一个方程体系内来摆布有限的政策资源，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紧约束时刻。
具体来说，改革动力来自于经济增速的换档，9.5-10%档位的改革诉求肯定会远远低于7-7.5%档位，这是“危机是形成改革共识”这一转轨动力学假说的量化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改革需求是经济增速的减函数，改革需要换挡，换挡倒逼改革。但同时，改革的推进会屡屡触碰维稳的底线，前几年的数据也表明，一旦供给管理的力度趋紧，钱荒、债务危机、企业破产的压力就会快速增大，对维稳产生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维稳政策超调，对旧模式产生“强心剂”效应，过度打压市场内生的出清需求，那么维稳本身不仅不再是改革的“护花使者”，而是改革的“锁链”甚至“掘墓人”；因为一旦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逐渐暴露且超预期，加上路径依赖产生的动态扭曲，改革函数很可能从供给端退化到需求端，历史就需要重现开始。
外部条件的束紧，正在将凯恩斯和新古典催逼到同一个坐标体系内对话，这一幕在中国经济政策体系中早已发生，但所发生的冲突在2015年可能表现的更加典型和鲜明。通过技术型变换，中国经济面临的多元非线性方程，在2015年可以简化为改革、维稳和换挡三元非线性方程组(从长期来看可以进一步简化为改革-发展二维空间)。政策层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寻找这个三角问题中的平衡点。众所周知，在求解政策方程的过程中，最让人忧虑的是方程的变量小于方程的个数，这就是所谓的“丁伯根难题”(蒙代尔三角悖论可以看成是此难题的一个特例)。我们庆幸的是，由于政治经济体系的特殊性，我国政策当局掌握的工具仍然很多，政府资产负债表对经济冲击的置换和消化能力仍有余地，只是让人警惕的是政策工具的边际效应正在快速递减，比如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较十年前可能减半。对于2015年，面对改革、换挡和维稳的三重叠加目标，在对应的三大政策变量中，我们给出的偏好排序是“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者进一步说货币宽松应定向服务于财政投资，财政投资应在经济维稳的同时定向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个表述，或许可以作为2015年中国经济粗略的“解析解”，而此解的金融映射很可能就是产业资本的结构性大繁荣。
(作者系系青岛银行经济学家，闻道智库发起人，金融学博士后，山东大学硕士生导师，新华社特约分析师，人民日报海外网专栏作家。本文不代表所属单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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