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说，中国企业负债率为120%左右；虽然中国总的水平没有确切的数字，但他还是相信在300%以上。他还引用照标普的算法称，中国现在企业的债务是14万亿美元，美国的企业债是13万亿美元，认为中国债务从绝对数字超过美国。
虽然不一定是回应余永定学部委员的担忧，但当地时间1月21日李克强总理在2015冬季达沃斯论坛上表态却是十分有力而清晰的，“中国不会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此前，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GDP为636463亿元，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
显而易见的是，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速是1位数的量级，但是由于基数不断增大，即使是每年7%的增长，年度的现价增量也要达到8000多亿美元。比五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正是经济增长的基本稳定，为金融体系的稳定发展创造了基础环境。
不知余永定的数据是怎么猜出来的，但至少，我们还是要找出一些基础数据来说话。
首先，中国的负债率水平处于安全区域。审计署早些时候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央政府负债率为22.8%，地方政府负债率为32.9%，合计中国政府负债率为55.7%。
而此前发生债务危机的希腊，负债为GDP的125%，意大利负债则接近GDP的118%。同样，日本国家债务总额一直是发达国家的翘楚，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00%。在2008年危机三年后，美国的2011年财政赤字高达1.6万亿美元，全部负债更是占到美国GDP的50%以上。加拿大的人均负债超过4万美元，在全球20个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因而，负债率水平高并不意味着与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必然的直接关联，而金融危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中国的储蓄率和外汇储备高，具备风险抵抗能力。由于消费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高达50%；拥有4万亿元之巨的“丰厚”外汇储备。这不仅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裕资金，也具备最可靠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个优势，一些发达国家，包括曾经发生过危机的国家是不具备的。
第三，金融体制改革也正在有序推进。当前的中国银行业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准率水平基本为20%，贷存比极低，所以流动性和受冲击的风险很低；而被视作最大风险的地方性债务，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是有资产保障的，而且，针对这部分债务，政府正在推进甄别工作，借鉴国外经验，引入PPP模式，逐步化解可能的风险；同时，在打破金融体系垄断局面上不断破题，无论是组织管理架构，还是调控管理工具，力争回归市场属性，激发金融创新活力，为实体经济的复苏提供有利支持，提升经济的质量和效率，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的区间。
虽然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但具体到中国经济层面，展现出来更多的是机会的一面，而不是风险的一面。当然，我们要警觉风险，但是，杯弓蛇影也是要不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