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仍是维持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保障的前提下，国际协调与合作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必要和紧迫。有新兴力量参与的各种多边协商合作机制，能否在基于市场力量的基础上，为世界提供有益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是对人类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
在自18世纪迄今300年间，从复本位、金本位、金本位解体、金本位重建、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处于演变之中。每次演变，都反映了贸易、投资及其随之而行的资本流动与政治环境条件的双重变化。所有这些演变可简化为两个阶段：贵金属的货币化阶段与去货币化阶段。
18世纪下半叶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都可以说是英国主导世界的时代。不过，尽管1717年英国就开始采取金本位制，但那时国际货币事务的基础并不统一，复本位（如法国）、银本位（瑞典、英国、中国等）、金本位同时存在。只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主导世界力量的逐步积累与增强，伦敦成了全球金融中心，在贷出货币的同时也聚集着全球金融资产，为了便于从伦敦借到资本投资，能与英国顺利贸易，保持国际储备的稳定，各主要经济体纷纷跟随英镑转为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金本位基础才得以确立。
进入20世纪，各主要国家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代表底层劳动者的政党兴起，工会影响力大增，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而工资弹性下降，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成了各国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标，维护黄金平价进而稳定货币不再被视为具有“单一优先权”。一旦经济放缓，下调贴现率进而货币贬值的压力，是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难以抵挡的。特别在经历了“大萧条”的打击后，货币政策变得日益政治化。
在极大削弱了英国那种商品与资本输出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基础后，成为领导者的美国却尚未使其海外金融与商业机制有效搭配起来，加之各国政治军事对抗不断升级，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终于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随着维持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基础的市场与政治条件的消失，国际金本位的终结，汇率进入浮动时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试图恢复金本位的国际货币重建，只是昙花一现。
然而，路径依赖的特性，致使美国在主导建立二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时，仍脱不了金本位的影子。布雷顿森林体系，实则还是以确保黄金平价与可兑换为基础的，因而被称为钉住汇率制。只不过，设计者赋予了这个体系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钉住汇率可调整，允许资本管制，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各国政策实施监督并对风险国家提供融资。
这套保障机制的协调运行，依赖于非常广泛而持续的国际合作。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期运行，的确也是广泛国际合作的结晶，这也确保了汇率机制的稳定，促进了战后重建和繁荣。但是，令美国事前没有想到的是，一旦欧洲和日本经过战后重建而快速增长后，对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至关重要的国际合作热情就下降了，日益增长的欧洲与日本，与美国争夺国际市场，三方都不愿高估币值，贬值压力日渐加大。战后的繁荣原本就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变得活跃起来，加之对各国当局维持币值与汇率稳定承诺的不可信，各类投机性“扰动”资本也就快速兴奋起来，1959年经常账户放开后，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难以管制。
至于IMF，既缺乏资源对危机国家提供足够融资，也没有手段和威信监督各国当局调整货币政策，而欧美的把持者又不情愿释放投票权，致使吸收新兴力量的改革步伐停滞不前。
如此，设计者设想的那套三位一体的保障机制，既不协调，也根本起不到作用。在欧洲与日本的合作越来越有限的情况下，美国人也失去了热情，布雷顿森林体系自然也就走到头了。
1971年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没有贵金属作为锚链的纯粹纸币本位时代，自由浮动是其典型特征。这在国际资本流动越来越自由化的情况下，保障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纸质化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唯一锚链。那些企求汇率稳定的经济体，要么实施资本管制，要么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被迫与美国经济周期捆绑在一起。那些难以有效管制资本流动的发达经济体，特别欧洲与日本，为维护自身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么另辟蹊径，要么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升值本币。欧洲从经济共同体，到蛇形汇率机制，再到欧洲货币体系以至单一货币欧元，都是寻求区域内汇率稳定并对抗美国政策的探索。
进入21世纪，形势不仅没有变得清晰反而更趋复杂。一方面，如同上世纪之交的英国，美国对海外商品与资本输出的互补性下降了，产业的空心化，使美国金融资产输出过于庞大和畸形，在这种基础上依赖融资的过度消费，被2008年危机证实不可持续。另一方面，国内政党竞争的对立，尤其围绕财政整顿僵持不下，致使美国货币政策几乎完全从国内经济与政治形势的需要出发，将维持美元币值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职责，不是丢进了大西洋，就是丢进了太平洋。在从1980年到今天的35年内，美元指数从最高点150.23，降到2008年的最低点70.69，累计贬值53%。不管是最高点还是最低点，无不是出于国内政策目标需要而调整的结果。
今后会向何处去？相比于上世纪初，更显得扑朔迷离。在欧元面世不到10年就陷入不稳定性危机的同时，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力量迅速崛起。尤其中国在快速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后，人民币进入了国际货币体系协调的视野。自此，中国再也无法以搭便车的身份和视角而旁观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了。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仍是维持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保障的前提下，国际协调与合作在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必要和紧迫。有新兴力量参与的各种多边协商合作机制，能否在基于市场力量的基础上，为世界提供有益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是对人类政治智慧的巨大考验。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