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定力 适应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

北京金融衍生品研究院首席宏观研究员 赵庆明

近期决策层多次重申，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协同配合，适时适度预调微调。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加大“定向降准”措施力度，也让市场对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全面转向放松充满了期待。经济“微刺激”会否变为“强刺激”？预调微调与以往经济刺激措施有何异同？经济增速换挡期怎样适应“新常态”？上述问题值得探究。

日前决策层多次提出，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那么，何谓新常态？笔者认为，新常态就是我国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增长，在面临资源、环境以及劳动力等约束下，增速换挡进入中速或中高速发展阶段。如果不顾这一现实，仍然一味追求过去的高速增长，政策上必然需要采取强力刺激措施，而实际结果是高速增长没有实现，反而是积累了更多的问题和风险，泡沫更加严重，并可能延误经济转型升级的好时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后发国家存在增速换挡现象

就像世上没有永动机一样，经济增速也不可能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物理学的原理，假如要维持匀速，质量越大的物体，就需要越多的动能。对于宏观经济也是这个道理。当一国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仍要人为地维持增长速度不变，就需要更多要素的投入。例如，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9.92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增长10%，新增部分仅为0.992万亿元（假设价格不变，下同）。到了2013年我国GDP总量已经达到56.88万亿元，如果希望2014年能实现10%增长，新增部分就是5.688万亿元，其中难度显然比十年前大得多。

其实，很多后发国家存在显著的经济增速换挡现象。日本在战后迎来高速增长阶段，第一次减速换挡大约在1973年前后，第二次换挡在1991年前后。在1950-197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到了1973-1990年期间回落到年均4.26%，相比此前速度减少了一半还要多，1991-2012年期间更是进一步回落到年均仅0.86%。韩国经济增速换挡发生在1997年前后，在1961-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之后显著回落，1997-2012年期间年均增长4.07%，相比此前高速阶段回落了近一半。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情况，经济增速从高速换挡到中速大约在1995年前后，1952-1994年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2013年年均增长4.15%，增速回落一半多。

经济高速增长期往往是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后发国家工业化阶段之所以经济高速增长，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工业化阶段，由于大量利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劳动生产率提高快；二是人口红利，工业化初期大量劳动人口排队进入就业，初期劳动力成本几乎不变，所以能够快速推进工业化。然而，当工业化完成、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后，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没有工业快，又加之人口红利基本消失，所以经济增速不可避免地会回落，并且往往是短时间内出现大幅回落，像是下台阶一样，并没有明显的过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