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鹏：中国可利用两张牌应对美国退出QE

付鹏 

2013年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绝对算不上是太平的一年，亚洲国家在面临着美联储量化宽松退出的影响下，巨量的全球资本流动已经对一些家底不算是太厚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并且危险已经逐步浮出水面。

事实上，亚洲国家遭遇的第一轮冲击早在2012年日本量化宽松的那一刻就拉开了大幕，日本的QE政策在整个亚洲掀起了两个关键的变化：一方面是利用巨大的利差所产生的日元套息交易，这些廉价的日元在去年四季度对已经过热的新兴经济体以及亚洲各个国家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助推了亚洲各国本币的快速走高，还有国内已经虚高的资产价格的进一步膨胀。

同时，日本量化宽松的另一个外溢效应也开始发酵，由于日元的急速贬值，进出口为代表的经常项目开始恶化，为了维持相应的比较优势，各个国家开始主动降息或干预汇率市场，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降息将导致部分国家的资产泡沫加剧，同时本币贬值一旦受到外围冲击，很容易失控。

亚太各国以及新兴经济体的第二波冲击很快在5月份就开始了。进入5月份，美国对于量化宽松退出的表态越来越坚决，并且忽然间日元从贬值转入到了升值阶段，这都对第一阶段已经虚高的亚洲产生了重大的、威胁性的冲击。事实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了如果在缺少防御的情况下，一旦美国突然提高利率水平，新兴经济体将遭受严重的资金外流、股市下跌、货币贬值，而且由于2008年后失衡的全球经济格局下发达国家的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这几年流入新兴市场的资本规模相当庞大，如果发生失控的资本撤离的话，不但规模会比较大，同时破坏性也是非常巨大的。

从5月份开始，这样的冲击和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印度、印尼、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开放程度比较高，金融市场上的外资占比也比较高，因此受资本跨境流动的影响比较大。相对来说，我国目前由于资本项目仍未完全开放，受到资本跨境流动的影响也比较小，但是由于新兴市场危机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一旦部分国家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中国也势必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和牵连。东南亚国家的股票市场从印度到泰国再到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开始逐步向香港和中国蔓延，同时新兴经济体货币也纷纷暴跌，印度卢比从年初至今的下跌幅度达15%、印尼盾兑美元从年初至今的跌幅也将近10%、巴西雷亚尔兑美元从年初至今的累计贬值幅度更是达到了近19%的水平。

中国应该说是金砖各国中防御最为完善的国家，庞大的外汇储备、足够纵深的经济层次、并未完全开放的资本项目以及高度统一的政治制度都成为了当前应对亚洲风波关键的防火墙。事实上回味一下周小川行长2010年底意味深长解释的所谓“池子论”，也就明白了我们是拥有可以对冲资本外流风险的防火墙的。此外，目前亚洲各国看似岌岌可危，事实上各大金砖国家以及曾经经历过1997年亚洲危机的各个国家都准备了充足的外汇储备用于应对短期资本外流的风险。

但是如果单纯的靠外汇储备来应对资本外流的话，外汇干预毕竟终有尽时。从5月份新兴国家央行的紧急储备锐减810亿美元的速度来看，8月份这一趋势有明显扩大的情况，更何况现在外需放缓和油价高企的双重压力已经开始对很多国家的经常账户进行着第二轮的打击，贸易赤字恶化将会助推本币加速贬值，套利资金会加速逃离，新兴经济体货币遭遇的更大风险或许还未真正的到来，因此坐以待毙或单纯的防御并不是最佳的方案，应想办法要抓住这一机遇“危中有机，以守为攻”。

这一机遇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手上的美元和美债来影响美国的债务上限和美国国债收益率，很显然在7、8月份很多新兴经济体就已经这么做了，大规模的抛售美债导致美国债券收益率的快速走高。但是随着中东叙利亚的风险被推到前面，大量的避险资金稀释了美债的抛售，充当了美债的融资供应，使得美债的收益率没有走高反倒在8月份快速走低；第二张牌就是即将召开的G20会议，中国可利用此次机遇，通过新兴经济体在危机中捆绑在一起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尽快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份额改革决定，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