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涛：人民币汇率改革需为调结构留足空间

经济学博士 财经评论员马涛

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累计已升值900多个基点，特别是4月以来累计接近700个基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逼近“6.1”底线。笔者认为，从我国经济基本面和实体经济状况来看，目前人民币的升值状态并非正常，尤其考虑到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相当严重，人民币已过度升值，短期负面影响较大，不符合汇率改革的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更不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人民币汇率作为重要的相对价格水平变量，直接影响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成本，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曾长期执行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因偏离市场价格而长期被低估，这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价格优势，国内资源廉价供应国外，促进了外需，抑制了内需。但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相结合，也造就了我国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第二产业过于庞大、第三产业极为弱小、第一产业相对落后，并且每个产业都集中发展低附加值行业，高附加值行业占比相对较小。脆弱的产业结构对汇率变动极为敏感，尤其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在人民币升值面前转型升级的压力巨大。

随着汇改步伐的加快，人民币升值对第二产业发挥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第三产业则显示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有一定抑制，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发展也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则具有不确定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带来了国际贸易的变动，人民币升值与贸易额增长、贸易结构改进并存，贸易结构改善与产业结构优化同步，我国由此在朝着劳动密集型行业占比下降，技术密集型行业占比上升的方向发展。

不过，虽然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结构起到了改善作用，但却不能得出人民币升值必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要大力推进升值速度的结论。这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在一段时间内仍将以第二产业为主，并且在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仍将占据较大比重。所以，汇率制度必须遵循产业演进的规律并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应以合理的速度和幅度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促进产业结构稳步升级，以达到两者的和谐统一。

我国是劳动力富裕型国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国外资本相结合，形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优势，这种优势在短期内很难转变成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优势。国内劳动密集型行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转换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就需要人民币汇率适度、渐进地升值，以保证转换的时间和空间。汇率突然、大幅的变动，会使我国既丧失原来的产业优势，在没有新的产业支撑的情形下，会造成经济的大幅下滑。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欠成熟、不健全，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效用还很有限，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某些行业还不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即使立即推出浮动汇率制，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市场经济的完善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发展条件。只有将汇率制度改革与市场经济完善同步推进，才能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实效。

我国经济整体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第二产业强于其他产业，制造业强于其他行业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产业演进理该遵循一定的规律，不能主观跨越。发展第三产业不能跳过第二产业发达的历程，发展高附加值行业也须经历低附加值行业成长壮大的过程，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不能逾越的。如果因为人民币升值能优化产业结构而不顾现实基础加速汇率制度改革，会给产业发展带来严重后果。

我国正进入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人民币汇率的渐进小幅升值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升级演进。人民币小幅渐进升值，在给相关产业施加升级压力的同时，也能为结构调整留出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促使国内低技术行业向高技术行业转化，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我们还可以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会，进口相关资本品，提升国内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水平，为国内产业发展需求提供保障。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转型阶段，短期内还难以释放增长动力，这注定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所以，此时更要在保持我国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基础上，设法调整人民币汇率，以免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过大冲击。

事实上，央行既不希望人民币在诸多压力和“美元因素”下，走日元升值的老路，但也无法放手一搏支持贸易，以弱势人民币应对“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难题，而是寄希望能保持“均衡”。随着监管机构对热钱加强管控和周边国家经济好转，估计未来人民币升值势头将有所收敛，甚至会转向贬值，双向波动将成为今后的常态。